1937年，我的父亲、哥哥相继参加了抗联七军。第二年秋，在一次日伪军讨伐时，我和母亲被敌人追赶，逃到暴马顶子东山山麓的小道上，在混乱中，母亲被敌人的枪弹击中身亡。当时我才16岁，失去了母亲，感到万分悲痛。就在我没有任何依靠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是抗联队伍救了我，把我收留在七军少年连。从此，我开始了抗联的战斗生活。
少年连是1936年底组建的，直属军部领导。我到少年连的时候，全连23人，其中18人是朝鲜族同志。少年连除连长、指导员外，战士中最小的16岁，最大的18岁。连长叫郎占山，指导员叫金元国。
连里的干部就象大哥一样，时时想着我们，处处照顾我们。行军时，战士们累了，他们帮助拿东西，有时还搀扶着战士走；休息时，常常给战士们讲民族英雄抗击外敌入侵的故事，教战士们识字，教战士们唱《抗日游击队之歌》和《露营之歌》；宿营时，给战士们烧洗脚水，帮战士烘干湿鞋，总是东看看西瞧瞧忙到很晚才睡。战士们深深地感到革命队伍的无比温暖，我也很快地适应了部队的生活。在训练中，我们也经常学大人的样子，一个个挺着胸脯，崩着脸，一派小大人的气概。
少年连担负着一些通信联系、取送物件和向导带路等非战斗性任务，其中主要是联系和取运粮食。特别是进入秋季，少年连就要全部出动，一部分战士负责联系粮食，一部分专门取运粮食。由于敌人的封锁，粮食是非常紧张的。粮食对抗联队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，敌人也正是想通过封锁粮食置抗联队伍于死地，所以筹粮的任务既艰巨又复杂。在少年连时，同我朝夕相处的几位挚友，就是在一次取粮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1940年深秋，我们少年连的李亿松（军长李学福的侄儿）、金在元和刘铁汉奉命到小北沟山弯处一个地窑子运取粮食。驻小南河的伪警察队提前获得了这一情报，当李亿松3人进入地窑子时，被埋伏的敌人包围了。过了3天，首长派我和七名警卫连的老战士去小北沟查询他们3人的下落。小北沟的乡亲看到我们，便含着眼泪向我们讲述了三们同志被害的情况。我们听了万分悲痛，决心找回烈士的尸体。当天晚上，趁着朦胧的月光，我们警惕地摸进了这个地窑子，找到了烈士的尸体，把他们安葬在一个不易被敌人发觉的山腰上。
残酷的斗争生活锻炼了少年连的战士，使大家迅速地成熟起来。在执行筹粮任务时，为了隐蔽行踪，不能在道路上行走，只能靠着记忆在森林、草丛、漂垡甸子中穿行。逢夏秋两季，山上枝叶繁茂，灌木和野草密集丛生，抬头不见天日，往前也只能看出去三五步。当地人把这一时期叫做“关门期”。这时期，人们在林中穿行很容易迷失方向。在冬季，部队在雪里行走，容易被敌人发现，使我们更加谨慎。长期的隐蔽行动，锻炼了我们的记忆力和判断力。哪里是密营，哪里储存着粮食，哪个村屯在什么方位……，一切了然于胸，并能根据山势和其它物件做出准确的判断，顺利地找到目的地。
除了具有很强的记忆力和判断力以外，还要有密切的群众关系，机智勇敢的应变能力。在这方面我们充分利用自己生长在饶河，对饶河情况熟悉的有利条件，经常出现在群众之中，机智勇敢地出入戒备森严的敌人据点，积极为部队筹集粮食，解除部队的后顾之忧。尽管这样，首长对我们执行任务还是很费一番心血。他们根据少年连每个战士亲属居住的地点，每个人的身材和言谈举止作出不同的分工。哪些人联系，哪些人取粮，怎样接头，都要做细致的研究和周密的安排；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，该怎样应付，也要进行反复地交待和学习。临行前，首长总是千叮咛、万嘱咐，生怕我们这些人毛手毛脚发生意外。
少年连没有战斗任务，每当看到警卫连战斗归来，我们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。警卫连也是直属军部的一个连队，又叫政治保安连，负责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。他们有一部分是骑兵，武器装备在当时也是很好的。在战斗中，他们用缴获来的各式各样的武器，优先装备自己，这使我们非常羡慕。作为抗联战士，谁不希望自己手中能有枪？谁不希望亲自上战场打死仇恨的敌人？这种情绪渐渐地膨胀起来，全连战士秘密约定，就是谁见到首长都要不厌其烦地要求发给武器。于是，我们就采取了“蘑菇”战术，用学过的政治理论向首长展开了“攻势”，要求给我们发武器。
1938年前后，抗联七军连续多次取得战斗胜利，缴获了敌人的大批武器，从而大大地武装了自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首长决定加强少年连。记得1938年10月的一天，举行了发枪仪式，军首长还讲了话。我们少年连的战士领到了枪，个个笑逐颜开。从此，每个战士都有了一支“四四”式步枪，大伙把这种枪叫“小马枪”，是带刺刀的。另外，连里还有两挺日本造歪把子轻机枪，打的是“三八式”子弹。
发枪仪式后，我们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。抗联老战士非常关心我们，经常来指点我们；特别是几位出名的炮手，对我们更是关心备至，精心指导，不管是谁，只要稍有进步，他们的脸上就会露出真挚的笑容。机枪射手兼射击教练，是不久前从小南河警察队反正参加抗联的王庆奎，他在警察队就是机枪射手，教得很用心。我们知道有这样的训练机会是不容易的，大家也下了苦工夫，争分夺秒地刻苦操练。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，大家要求参战的愿望也与日俱增，一个个跃跃欲试，一有战斗任务就向首长请求。军首长望着我们这些小伙子，总是笑着说：“你们年纪还小，首要的是练好杀敌本领，以后有你们参加战斗的机会！”后来，我们参加了几次小的战斗，军首长认为我们年龄小，没有实战经验，所以，在这几次战斗中都是安排我们配合警卫连作战，让我们在实战中得到锻炼。经过这几次战斗，少年连的军事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，不少战士得到军首长的好评和信任。后来，在几次较大的阻击战和攻坚战中，军部都指名抽调了少年连的一些战士，我就曾被抽调参加了花砬子、西风嘴子两处的大型战斗。
在1938年至1939年间，抗联七军同敌人作战很频繁，三五天就打一仗，但战斗规模都很小。我们少年连第一次参加的较大战斗，是1938年冬歼灭挠力河北伪满军。这一个连的伪满军有120人，驻在挠力河北的一个名叫龙山洞的朝鲜族屯子里。他们依仗日本军队的支持，为虎作伥，无恶不作。他们抢吃光了全村的猪、鸡、鸭，打骂百姓，奸淫妇女，还经常全连出动袭击我们抗联部队。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，军首长决定消灭这支伪军。经过周密的部署由军参谋长崔石泉（崔镛健）指挥，警卫连、少年连共同80多人参加了这次战斗。
记得那是春节前夕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，我部队从暴马顶子出发，直奔挠力河北的伪军驻地。全体战斗员都是轻装，每人左臂系一条白毛巾做标志。少年连的战士除挎上自己的小枪外，每个还携带三颗日造手榴弹。论徒步行军，我们少年连不次于警卫连，大家腿脚利索，连跑带颠，高兴得不觉得累。天将拂晓的时候，部队按时赶到了敌人驻地，分三路摸进了敌人的据点。尽管我们行动迅速，悄悄摸进，但还是惊动了几处老百姓的狗。听到狗咬声，部分伪满军持枪登上了岗楼。他们依托着围墙，首先向我们部队开枪射击。我们这一路队伍一边还击，一边按照作战计划，迅速地抢占有利地形。经过短暂的激战，这部分敌人被消灭了。另两路部队则直捣伪军巢穴。屋里的敌人被枪声惊醒，有的被打死打伤，有的夺路逃窜。经过激战，我们共打死敌人23人，俘虏37人，缴获大小枪支50多支，我方仅有3人负伤，可以说是大获全胜。打扫完战场，我们少年连的战士高高兴兴地押着俘虏，转道奔向大顶子山密营。经过这次战斗，少年连不仅增加了实战经验，而且更坚定了必胜的信念。军首长也说：“少年连比较成熟了。”
在这次战斗后不久，也就是刚刚过了春节，连长郎占山带领我们20人去别拉洪河一带取运粮食，准备运往花砬子密营。当我们刚刚翻上别拉洪河畔的一座小山时，突然发现山下黄糊糊的有50多敌人，多数是鬼子，少数是伪满军。这股日伪军骑着高头大马，大摇大摆地在山脚下向北走着。连长立即急促地命令：“卧倒、隐蔽！”大家盯着敌人，可是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。在这种情况下连长对同志们说：“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。”又问我们：“你们有没有胆量把敌人引上山来。”我们这些年轻人找这样的机会还找不着，都异口同声地赞成和敌人干上一仗。于是，在极短的时间里，连长略加思考做出了决定。他要大家在深雪中的树墩子后和洼地隐蔽好，然后指定我们几个故意在山顶暴露，装做刚上山顶发现他们而惊慌逃跑的样子，诱骗敌人上山。他又命令担任伏击的战士，一定要弹无虚发，有效地消灭敌人。大家一致点头，表示明白。我们几个负责吸引敌人上钩的战士，便一起直起腰来，假做刚过山头，并做出惊慌失措的样子。估计敌人看清了我们的人数，我们又装出畏敌的样子，返回身往山后逃跑。这番表演很有效，敌人开始一阵紧张，稍停一会，就都下了马，把马拴在树上，持枪猫腰呈扇形迅速地向山上围攻。在山顶伏击的战士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每个人的枪口都瞄准了敌人，静等连长的命令。敌人看到我们的几个战士翻过山去，欺我人少，便放开胆，往山上猛冲。当敌人离我们二、三十米，完全进入有效射程的时候，连长喊了一声：“打！”顿时枪声大作，一下子撂倒了一片敌人。敌人被打得懵头转向，伤亡惨重。没有中弹的敌人狼嗥般地滚下山去，有的骑上马就向南逃窜。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，我们的战士欢呼着，高兴得无法形容，待连长命令打扫战场时，大家才平静下来。经过清点，打死敌人23个，其中日本兵19人，缴获来的战马，驮上粮食，高高兴兴地返回密营。这次战斗，我们无一伤亡大获全胜，是少年连独立作战的唯一战例，并受到了军部的嘉奖。
1939年以后，由于战斗任务和当时形势的需要，少年连的战士陆续充实到七军其它各部。1940年秋，少年连建制取消，改编为教导团第二连。